抗战|“华北是一个刚强的地方”

2015-09-03 11:20:38 新华国际 徐剑梅

【东京1937:一个沸腾着的大水壶】

1937年5月,27岁的詹姆斯·勃脱兰(又译贝特兰)以英国记者身份从北平出发,经过东北(大连)和朝鲜半岛(首尔),7月初到了东京。

盛夏的东京,勃脱兰形容说,“炎威的蒸灼下,正如一个沸腾着的大水壶”。

战争的空气,在闷热中四下蔓延着。一批批军官和士兵列队参拜镰仓红色的“战神”庙宇;一队队小学生在为主君报仇后集体切腹自杀的“七十二浪人墓”前参谒,接受武士道思想的灌输。警察密切注意外国人行踪,民众不能随便谈论政治问题。

(图为战前被武装的日本儿童)

勃脱兰是受过科班训练的好记者,笔头勤快,观察仔细,嗅觉灵敏,注重事实之间的逻辑。他洞察到,武士道思想对日本一般民众并没有真正的控制力。要让整个民族变得好战,“非有事前妥善地布置不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人肉屠宰场”揭示现代战争真面目之后,战争鼓动者不得不诉诸人类最有力的自卫本能——恐惧。

 可是,1937年的日本,有什么理由可以惧怕中国呢?谁能相信日本有被中国攻击的危险呢?这是东京的战争宣传中,最直接遭遇的困难。

既然无从恐惧,便只好人为制造。中国没有能力攻击,那么就假想苏联会经由中国攻击。于是,在战前日本媒体上,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对准日本心脏的手枪”、蒋介石变成“亲俄派”,对日本侵略最委婉的抗议,被视为有共产主义倾向。整个中国,在日本舆论里变成到处有莫斯科间谍暗地活动的国家。“你想共产党会来轰炸东京吗?”一个美丽的女学生带着恐惧的声调这样问勃脱兰。

卢沟桥的枪声终于响起。然而,“只有最肤浅的历史观,才会承认这次中日战争,是一九三七年夏卢沟桥事件引起的。”在勃脱兰看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炮,是九一八事变;而中国开始抵抗日本的第一炮,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使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令日本“决定作孤注的一掷”。


      7月11日,日本决定对华出兵,勃脱兰急忙踏上返回中国的旅程。从东京到神户再到大阪,每一个车站月台都是欢送的人潮,红白的旗帜在尖厉的欢呼中挥舞着,人们全体一致地鞠着躬,好象大风吹过了麦田,麦禾随风俯仰。

  “我永不会遗忘是年夏季在东京所得的经验。眼看着一个勇敢而受愚弄的民族,被驱迫着向悲剧的途径走去,的确是一件可喟的事啊。”勃脱兰写道。

  第二年四五月间,勃脱兰取道日本赴美。到达东京那天,正值天皇诞辰,街道上点缀着日本海陆军旗,百架轰炸机在东京高空飞行,政府举行了总阅兵,同时派50架战机空袭汉口“以示庆祝”。

但是,战事未满一年,卢沟桥事变时那种弥漫全日本的战争疯狂却已经消失了。勃脱兰注意到,街上没有拥挤的人群来看军队列训练,军机飞过头顶的时候,孩子们也不抬头。甚至报纸也在尽可能地冷淡着中国的各种事件。在上野公园的战事展览会竭力展现皇军在中国的胜利,却备受游人冷落。

欺骗性的宣传仍在继续。士兵在华战死,家人甚至不能向亲友泄露这一消息。重伤的兵士不能回国,而是被运到台湾、东北或者朝鲜半岛。杂志上的报道和照片里,侵华日军一派闲适地在湖中荡舟,将糖果分给孩子们。“在这暴风雨的年头,东京是在用着忧郁和故意的淡漠在进行着一切事务。”

但隐瞒终是徒劳。在东京车站,勃脱兰注视着一队预备军登车出发到中国去:“这是最凄惨的送别。每个新兵都低着头,立在他朋友所围成的小圈当中,而这些人都在唱着一支像挽歌般的无终送行曲……没有乐队、没有旗帜、没有欢呼……”

“我还记得这些月台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时的情形。在一个战事的开始和结束中间,有许多事情可以发生呢!”

【中国1938:华北是一个刚强的地方 】

抗战八年,在开始和结束之间,发生了什么?

1937年8月,北平已沦陷。多数西方新闻记者去了中国南方,特别是上海——“在纽约和伦敦的报纸,只有上海总有作首页大字标题的资格”。勃脱兰和斯诺相熟,两人决定,向着西北进发。

沿途,他看见日军所到之处,人烟绝迹、田园荒芜。每到一站,都有日本兵在屋顶了望。一群群中国农民在日兵的刺刀下,被迫割除铁路两旁数英里长将熟未熟的庄稼。暮色苍茫中,两人到了天津,南开大学被炸得只剩断垣残瓦。

(图为遭日军轰炸后的天津南开大学)

他也看见老旧中国的恶劣。在山东烟台,炮台里几尊老式大炮已经发锈,新买回的高射炮为着省钱竟不买照准机,将领领取了建造防御工程的20万元费用,然后用10万元转包给朋友,放十万元进自己的口袋,防御工事只有些沙袋和水泥,“在表面还粉刷得很好看!”

但一切破坏和颓废中,一种新的气象、新的精神,毋庸置疑在产生和积聚。在西安,勃脱兰和斯诺分手,斯诺前往上海,他继续走向北方大地,走向洛川、延安,然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随八路军一同转战游击。他是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英国记者,还采访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王震等一大批人物,向世界忠实传递华北的抗战之声。

(右图为勃脱兰和肖克将军合影)
     1938年,当世界从外面看中国的时候,中国似乎即将完全沦陷在侵略者手里了,但勃脱兰深入中国沦陷区的后方往外看,他发现了什么呢?

“中国真正的力量……不在大城市也不在省会,而在这里。它们是在小村落和小城镇里,与那些因为受了好多年无智识和内战的痛苦而来的大部民众团结在一起。”

“在见到这些民众的超越的活力后,我对于他们最后的胜利,并没有什么疑惑。在目前战争的风浪和困境里,不久将产生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中国了。”

勃脱兰对中国的华北,从此钟情,毕生不渝。

“华北是一个刚强的地方。天气的酷热与奇寒,空气的清明与干燥,还有从蒙古吹来的大风中,常常带着沙土与雪花。你必须在冬天才能看出这地方的情景。那时黑暗的岩石在白雪中显现出来,而清晰的阳光照耀在好几哩长的凝冻黄土上。这些巍然高耸与不生树木的山岭所表现的美丽,是在和暖的南方所不能找到的。”

 “一个人也许在暂时寄托的地方住了好几年,还和它没有发生连带的关系……但是迫于冬天雪地中的行军,在遍地风雪的村庄里宿夜,又在黎明时动身赶路的生活,会比世界上一切的书本更使这一个人对于国家发生亲密的关系。”

中国抗战,也从此改变了勃脱兰的人生轨迹。他其实是新西兰人,父亲是长老会牧师,从小听母亲读故事和诗歌,听父亲布道。1932年,他拿到奥克兰大学的新闻学文凭,并获得罗德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在牛津,他在《泰晤士报》谋了个位置。1935年下半年,他又靠罗德旅行奖学金来到中国,一边在燕京大学学汉语,一边给英国报刊自由撰稿,因此处处以英国记者的身份活动。

(勃脱兰)

 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华北前线之行,是他新闻生涯的高峰,也是终止符。华北归来,他决定直接投身中国抗战事业,为宋庆龄筹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奔走宣传,为保盟护送大批医药用品到西北和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身在香港,充当志愿兵拿起武器。香港沦陷,他在日军战俘营被囚4年,战后返回故乡新西兰,在大学执教,听任岁月湮没他的新闻才华和声名。

《华北前线》出版于1939年,当年即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次年又由胶东联合社出版,译者伍叔民,生平已不可考,惟知在抗战初期,亦曾译介《德国的危机》。当时,希特勒正在欧洲昂首阔步,然而从书名即可看出,自有识者洞察其气焰背后的虚弱。同样,在中国最为苦难深重的时刻,又岂止勃脱兰一人听到中国发出的吼声,预见到日本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迷梦注定破产。(记者徐剑梅,编辑吕迎旭,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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